导师道歉了, 但研究生权利依然单薄

时间:2019-05-09  来源:未知   作者:admin

不过,作为一个曾引起高度关注的社会话题,作为一起突出反映着研究生教育中权益不平衡问题的典型案例,舆论对于陶崇园自杀事件不可能就此略过。甚至,个案中所透露出来的制度短板,反而更刺眼地横亘在公众面前。

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自杀事件,曾给社会带来巨大震动。由此引起的陶崇园父母诉其导师王攀涉嫌侵权案,时隔一年后,由武汉市洪山区法院作出民事调解,自杀研究生陶崇园的导师王攀同意道歉,并向陶崇园家属支付抚慰金65万元。

这份“事件”表单还可以列很长很长。在长长表单的背后,我们看到的,是一个群体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的困惑与恐惧,是边界模糊地带某些人肆无忌惮的逾越与勒索,是一连“认真调查,严肃处理”的表态之后,不了了之、举高放低的无奈结果。这种情形,又怎是一起民事诉讼调解就可以彻底解开的“死结”?

过去,我们总是习惯于强调教育是一种权利。但是,类似陶崇园自杀事件警醒我们,教育同时也是一种权力。凡权力,必须得到监督与制约,否则就会滋生危险的权欲和滥用冲动。没有得到监督与制约的权力,又或者这种监督与制约不是以制度和法律的形态固定下来,并得到普遍平等落实,则拥有权力之人的任何“不当言行”,都有可能给不确定的个体和全社会,带来无可挽回也永难抚慰的创伤。

刘采萍

该案民事调解书显示,被告王攀同意“对陶崇园在教育培养过程中自己的不当言行表示道歉”,并支付抚慰金65万元。那么,一位研究生之死,与这种“不当言行”之间到底有无联系,是怎样形成的联系,可以不追问清楚就草草放过吗?若如此,我们如何确保今后能够杜绝这种危险的再发生?陶崇园生前感受到明显的人格权侵犯,却看不到可以求助以摆脱这种侵犯的途径,对此,高等教育体系以及法律维权体系,难道不该深刻反省并亡羊补牢,提供权利救济的方案吗?来自被诉导师的65万元抚慰金,可以看作是平息愤怒的底线,也可以看作是在不对等的教育责权关系之下,对单薄无依的研究生权益所做出的些许弥补。但是,这种基于个案的弥补,能不能给更多深陷困境的研究生提供充分保护,能不能制约更多行为失范的导师,我们恐怕很难有乐观的回答。

在陶崇园自杀事件发生之前和发生之后,高校师生之间特别是研究生和导师之间基于“权益侵害”的是是非非,一直是新闻版面的热点,但也每每在一番热议之后,无可追问、下文不详。

逝者长已矣,悲痛的亲人做出如此艰难选择,理性的人们必会给予最大理解与尊重。毕竟,让失去爱子的年迈父母得到些微平静,能够继续生活,比什么都重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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